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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基础理论是中医学的灵魂,是指导中医学临床实践的原理和法则。所以中医学的现代化,必然首先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 •要想证明中医学具有“科学性”,关键在于知道中国古人是用什么样的实验方法研究发现人体经络的。 •医学最基础的基石是解剖学,中医学和西医学概莫能外。所以没有中医学和西医学在解剖学方面的真正结合,其他如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的中西医结合都无从谈起。 在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防治取得了良好临床疗效,中西医结合治疗共同挽救了许多新冠肺炎患者的生命。 笔者在多年工作实践、经验积累、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对如何更好地发展中西医结合进行了思考,认为要实现真正的中西医结合,首先要搞清楚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是什么、中医学的科学性是什么、中医学发生发展的源头是什么这三个中医学的基础性问题。 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 中医学的现代化既不是中医学的西医化,也不是没有首先在中医学基础理论方面取得突破的中医学现代化。因为中医学基础理论是中医学的灵魂,是指导中医学临床实践的原理和法则。所以中医学的现代化,必然首先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 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就是在保持中医学基础理论自身特色的前提下,用现代化的语言阐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科学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现代科学水平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益处是,在具有了现代科学水平的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学在临床实践上,也能进行顺应时代变化需要的转变,既能进一步提高中医学在防病治病方面的能力,达到挽救、提升中医学的目的,也能为平等的中西医结合奠定坚实的基础,更能让中医学得到现代人的理解认可。 只是到现在为止,研究了几十年的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仍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我们现代人和几千年前创立中医学的中国古人相比,在生活年代、历史背景、思维方式、文化底蕴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所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根,只有保护好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根,中医药事业发展才能枝繁叶茂。 中医学的科学性 中医学有无科学性是必须要解决、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中医学有科学性,则中医学才能得到现代人的理解认可,在现代社会才会有一块真正的、不须保护的立足之地,中医学才会获得新生,平等的中西医结合才会成为可能。 要想证明中医学具有“科学性”,关键在于知道中国古人是用什么样的实验方法研究发现人体经络的。中医学这么多年来之所以受了很多磨难,与人体经络的实质一直未能得到证明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的一句话,也确实是真正击中了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他说“传统文化里缺少实验。”。 笔者认为,中医学一直不能具有“科学性”的根源,还在于起源于西方文化中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其所认可的科学实验方法是不完整的。完整的科学实验方法除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认可的这种科学实验方法之外,还应该包括另外的一种特殊的科学实验方法。 任何科学技术体系,其实践、理论的发生发展都是从自己认可的科学实验方法入手起步的。所以任何科学技术体系的根基,都是建立在自己所认可的科学实验方法之上的。认可什么样的科学实验方法,就会建立起什么样的科学技术体系。 在西方文化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科学实验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还原性的实验方法,不仅直观易懂,而且由于具有可重复性,所以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科学实验方法,不好被现代人理解和接受。但是追根溯源,这两种分别起源于中西文化中的、各自认可的科学实验方法,表面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都是对于一个共同的世界的描述,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各有各的优缺点。它们在一开始时,都能凭借各自的优势发展,但是当各自的优势发挥到顶点时,缺点就会显露出来,危机就会跟随而至,从而难以再进一步发展前进,这个时候,只有把这两种研究侧重面不同的科学实验方法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科学实验方法,才能消除各自的危机,重新共同获得发展前进的新动力。 所以完整的科学实验方法应该有两种,从西方文化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支撑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科学实验方法只是其中的一种;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忽略了一种特殊的科学实验方法,而这种特殊的科学实验方法,恰恰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才能孕育形成、发展起来。我们中国古人正是在这种科学实验方法之上,建立发展起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和中医学。因此,完整的科学实验方法应该是由分别起源于中西方的,研究侧重面不同的两种科学实验方法组成的。相应的,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也应该是由分别起源于中西方的,虽然研究侧重面不同、但实际上是同根同源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两套科学技术体系组成的。 只有对这两种不同的科学实验方法有新认识,中医学的科学性才不是个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才不是个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才会有新动力。 所以近百年来中西医学之争的根源,就是起源于西方文化中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对科学实验方法的认识不完整引起的。 中医学发生发展的源头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胡镜清研究员,曾在他《期待的力量》文章中这样写道:“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中人,经常会感到无助,以至于总是期待外部有神来的力量能够改变一切,帮助我们完成中医基础理论传承创新的宏伟大业。” 为什么已经护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中医学,发展到今天自己都不能把自己说明白了呢?是因为我们中医学人丢失了中医学发生发展的源头。 中医学发生发展的源头在哪儿呢?就在《黄帝内经》开篇第一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所以要想在中医学基础理论现代化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静下心来揣摩中国古人的心思。只有能揣摩到中国古人心中所想,才能知道他们为什么能提出这样的一套中医学基础理论。而中国古人所走的实践探索途径,实际上在《黄帝内经》开篇第一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已明确指出了。这些观点恰恰是中医学发生发展的源头,是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只有中医人明确这一观点,中医学的复兴发展才能更有动力,才能守正创新,中医才能在中西医结合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西医真正结合的第一步 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长期实行的方针,是用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与治疗方法,对某些疾病进行共同治疗研究,使中医学和西医学的学术逐步交流,逐渐产生新的理论与治疗方法,期望产生一种新的医学流派。 只是到现在为止,研究了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仍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以往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从一开始就忽略了一条基本原则:医学最基础的基石是解剖学,中医学和西医学概莫能外。所以没有中医学和西医学在解剖学方面的真正结合,其他如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的中西医结合都无从谈起。 因此真正中西医结合的第一步应该是中医学(经络体)和西医学(肉体)在解剖学方面的成功结合。只有中医学和西医学在解剖学方面完整、清晰的结合了,中西医的其他结合才会有坚实的基础。也只有这样的中西医结合,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的、越来越顺畅的、越来越能让人看到光明的中西医结合希望之路。 在中西医结合的前景展望方面,已故中国两院院士、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明确指出:“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 中医学偏于注重整体,过于模糊,西医学偏于注重局部,过于精确,两者各有优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只有中西医结合,才能形成一种新的、完整清晰的医学体系,所以中西医结合必然是中医学和西医学发展的最终归宿。 笔者对未来医学发展趋势的一点展望:中医学和西医学一开始是各自发展→中医学和西医学相遇、碰撞、交流→中西医并用→中西医结合(以中医学和西医学在解剖学方面的成功结合为标志)→中西医融合→完整医学(基础理论完整清晰,临床治疗高效安全,在中国建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逐渐为世界各国所认可、通用)。(郭东文 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东疏镇中心卫生院)...

中医补血,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治“贫血”,这狭义了中医的补血概念在先,低看了中医在后。 即便是顶级补血药阿胶、熟地,也不如西医输血效果快,但无论是中医,还是中医托生的中国哲学,都不屑于后者,这一点,已经被孔子写进了《论语》:“君子不器”。 “器”字中间是个“犬”字,《说文解字》对“器”的解释是:“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能被狗看护住的东西,材质再高贵,也是可以被拘泥住的,有明显的局限性,无论于哲学还是医学,都不是最高境界,从孔子对“器”的否定,到中医补血的内涵,显示出的是中国人和中医的思维优势。 西医诊断“贫血”,就看化验单上的红细胞、血色素,低过一定数值就可诊断,标准清楚、客观。中医对血虚的判断,靠医生主观辨证和病人自身感受:面色萎黄或者恍白,手脚冰凉,头发枯黄,容易疲劳,头昏失眠心慌等,诊断依据模糊、主观,后者是中医被指不科学的原因之一。 晚近,像韩启德院士这样量级的科学资深人士不断发声:托生于科学的医学,面对人类的健康,只有8%的贡献而已,而很多奇迹,恰恰发生在科学不及之处。 去年年底,美国血液学会将“欧尼斯特·博特勒”奖,颁发给前卫生部长陈竺院士,表彰他用“三氧化二砷”将一种白血病基本“治愈”。事实上,“三氧化二砷”,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被中医用来治疗食道癌,那时候,它的名字还叫“砒霜”。 那个食道癌病人吃的药,是当地一位中医的方子,“砒霜”是重要一味,服药后,不仅能喝水,一顿还能吃两个馒头,检查也发现,他的癌肿萎缩,食道不再堵塞……后来,砒霜改为“713”针剂,更广泛地用于治疗癌症。只可惜,那时的“砒霜”因为没被科学认识而错过医学殿堂,不知道有多少白血病人,也就因此,错过了生机。 这样的问题同样出现在中医的“血”与西医的“血”的区别上:一个被中医辨证为“血虚”的人,可能并不“贫血”,这种人在西医无需治疗,因为没病;也无法治疗,因为没药。但在中医看来,他们急需用气血双补之剂扶助,明代张景岳的“两仪膏”就是典范,只有两味药:人参和熟地,但从两个层面体现了“君子不器”的中国文化主旨: 从技术层面看,补血的熟地与补气药的人参,各占一半,宛然一幅“阴阳图”:借补气药之力,点化补血之品而成“气”,这个“气”既包括血管中的血,更包括身体的用血能力,血因为有了“气”的统帅才成了可以为身体所用的活血。 从宏观层面看,中医血虚辨证中主观而模糊的感觉,往往先于清晰而客观的指标变化之前出现,换句话说,中医在人成为病人之前,就开始接手了,开始防范了,中医接手之处,也正是科学不及之处。 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把中医的补血等同于西医的治“贫血”,至少违背了“君子不器”的古训,试想,用有形、有限之“器”,代替无形、无限之“气”,这于后者,是多大的委屈!对此,即便在西方哲学家眼里,想必也是看不过去的,比如尼采,他有一句名言:“生命僵死之处,必有法则堆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