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打开了认识生命的另一扇门

11月02 中医药打开了认识生命的另一扇门

中医药文化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积淀、融合、蕴含、体现着中华传统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教授领衔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研究——中医优秀文化思想的传承研究”，经过五易寒暑结成硕果，《中国传统哲学视域下的中医学理》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付梓，该书从三才、意象、中和、变易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中华传统哲学与中医药文化的联系、渗透与影响，阐述中华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医药中的临床应用。通过系列的深入诠释，有助于学人领悟中医学是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生命科学。如果说西方医学用逻辑思维与实证方法开启了认识生命的一扇门，那么中医学用传统中华哲学智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世界打开了认识生命的另一扇门。

基于“天人合一”的三才思想

关于“三才”一词的确切起源，现存文献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将天、地、人立为三才，作者将纷繁复杂的宇宙、变化万端的世界最根本性的决定因素，都归结到三才范畴。三才观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即将人置于天地人交互影响的大视野下，在具体的时空中去探讨生命活动的规律。

古人无论探讨宇宙的生成或探索生命的奥秘，实质上都是围绕着天地人关系这个核心展开的。“天地人之学” 是中国哲学的思维起点，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概括为天地人之学。《史记》：“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三才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一脉相承。

“三才思想”告诉我们，天地人并不独立存在，讨论天地必联系人，研究人必须联系天地。天地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地，人是天地中的人。《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 ：“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这里的“天地”就是指客观世界的本身，“人”的本质是“天地与人”“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中国文化中的“天地”，是以“人”为基本出发点，所谓“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将人与天地并列合称，凸显出人的重要性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充分彰显了人本思想。

“三才思想”是中医学重要的学术思想，体现了整体思维理念。中医学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事物内部间的各个部分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既重视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统一性，又强调人体自身的统一和完整性。所谓整体思维，即以联系的观点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用此方法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而天人合一观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中医在探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过程中，并不是把人体分割成各个部分孤立地加以分析研究，而是从人体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联系中加以认识的，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天人合一）、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一体）。

中医学正是从整体认识人体的基本观念出发，要求医生在诊治疾病中不仅着眼于病变局部的情况，而且重视整体对局部的影响；不仅注意人体本身的变化，尤其要联系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在诊断疾病时要审察内外，无失气宜；治疗中立法用方因时因地制宜，“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否则“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养生中必须“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近年来，西方医学的模式已经从生物医学模式转换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那么，中医学的医学模式从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奠定了“天—地—人三才一体”模式的架构。三才医学模式开启了世界认识生命、健康、疾病及其防治规律的另一扇门，并彰显出充满哲学智慧和具有前瞻性的学术价值。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说“中医学是传统的，同时也是前卫的”。三才医学模式必将开辟未来医学发展的新境界。

基于“生生之道”的变易思想

《周易·系辞》曰：“生生谓之易。” 是说事物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变化、更新过程中的。“易”在中国古代逐渐发展成为认识自然界事物运动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谓“易道”就是变易之道，北宋大儒程颢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南宋易学家杨万里亦云：“易者，圣人通变之书也。”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

关于“易”的本义，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易”之含义有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所谓“变易”是说宇宙间万物皆变。宇宙万物，永远变动不居，四季更替，寒来暑往，岁月流逝，人事代谢，世界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所谓“不易”即不变，就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我们研究宇宙万物的真理，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中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所谓“易简”，乃是平易简单之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抓住主要矛盾加以解决，这才是智慧，有哲人说，简要是智慧之魂。《周易》用阴阳和六十四卦来象征宇宙的万事万物，以简驭繁，这种“简易”，是大智慧。

“变易”是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基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思想特征之一，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授《易》以为说。”明代医家张景岳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作为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中医学，《易》之思想同样成为构建其学术体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探究自然界及人体生命、健康与疾病问题发展变化规律的思想武器。

运动变化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中医学认为，人体生命过程的生、长、壮、老、已各个阶段是永恒运动变化着的过程，用运动变化的观点对待人与自然，疾病与治疗等问题。例如：在自然界四时的转化，“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在人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府”；在疾病，“伤寒一日，巨阳受之。”“六日厥阴受之”；一昼夜之中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在治疗，有三因制宜，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法随证变，圆机活法等。在养生，有四气调神，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等。因此，《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

所谓“生生谓之易”，实际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哲学，揭示了生命的“化流行”“生生不息”的道理。世界上的事物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时时有新的东西产生。南宋理学家朱熹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界由“一”分化而来，气一元论把世界变化和万物相联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样的宇宙观和思想体系下建立起来的中医学，上接天文，下应地理，中合人事，体现天人合一、形神一体，注重生命过程演化方式的生命科学，彰显了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生命活力。

基于“崇中尚和”的中和思想

中和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可以追溯到很早时期，“和”字起源甚早，甲骨文中作“龢”。《说文》：“音乐龢调也。”《乐记》：“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和之也。” 和指音乐和调。金文中出现“盉”字，《说文》释“盉，調味也。”和指调酒、调味器具。《易经》的“中和则吉”体现了其对“中和”的追求，故有学者认为，“整部《周易》始终都贯穿了‘崇中尚和’的思想”。《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直接提出“中和”便是天地之道，“致中和”则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各育形命。从儒家的“致中和”“礼之用，和为贵”等，到今天“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几千年来，“和”思想渗透到中华文明的哲学、历史、政治、伦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生活。

中医学的“中和思想”贯穿于全部理论体系及诊疗疾病的始终, 是中医学理论建构的基本理念之一。“中”指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和”是指行为尺度的适中和事物多元素状态的统一协调。“中和”的本意是指保持和恢复人体的自身调节机制，使阴阳、营卫、气血、津液、脏腑等系统功能协调而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且贯穿于理、法、方、药的全过程。健康就是人体的一种和谐状态，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天人和、形神和、气血和；疾病就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而产生的阴阳、营卫、气血、津液、脏腑功能的不和；治疗疾病的根本目的就是“致中和”，治疗的大法是“和其不和”。《景岳全书》：“和方之剂，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为义广矣。亦犹土兼四气，其中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贵也。”程钟龄所谓“一法（指和法）之中八法备矣；八法之中百法备矣”。中医养生要求“处天地之和”（天人和）；精神养生“恬淡虚无，精神内守”（情志和）；饮食养生“谨和五味”（五味和）；运动养生“形劳而不倦”（气血和）等。

中医学的“中和”思想，不但可以充分借鉴古人智慧以化解现代社会发展中由“二元对立”思想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危机，而且可以深入理解中医思维，把握中医真髓，提高中医实践水平，从而为破解现代医学面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新型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难题、矫正对抗治疗与过度治疗思路与技术的弊端、纠正医疗关系认识错位及缓和医患矛盾等提供有益帮助。

中华民族“和”的理念或和谐哲学的实践意义，在于能够化解和匡正人类面对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使其沿着体现“和而不同”的理性智慧的大道前进。西方大哲罗素：“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是第一位的”，“若能够被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

基于“立象尽意”的意象观念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上》载：“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六十四卦以阐述演绎天道人事。所谓意象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将物象或拟象（符号、概念、模型）作为思维工具，运用直觉、比喻、象征、联想、类推、顿悟等方法，来表达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

意象思维的构成大抵可以分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和取象比类三个方面。所谓观物取象，即思维主体在观察自然界事物的基础上，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经过选择、提取等思维加工而获得“象”的过程；所谓立象尽意，就是通过直观可感的物象，经过主体意识加工后，挖掘、体味、把握、拓展事物深层的含义和意蕴；所谓取象比类，又称援物比类，也是意象思维的具体运用。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在掌握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把两个或两种不同的事物或现象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相类似或共同的地方，然后把已知的某一事物或现象的有关知识和结论，推论到与之相类似或有共同的现象或事物，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知识和结论。《素问·示从容论》说：“援物比类，化之冥冥。”

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被用于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以此来解释分析或推测事物的某些体征及发展趋势。中医学受《周易》思想的渗透和影响，通过意象思维来把握认识人体的特定属性、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及病变规律等，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诊疗策略。后世医家也对意象思维进行了运用和诠释，并不断拓展和丰富了意象思维的内涵。

《素问·五运行大论》载：“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大地上的有形物类和天空中的日月星辰及大气的变化，似根本与枝叶，紧密相联，人们可以借助这种“根叶”关系，即根据地面上事物的变化推测天空中的情况。《灵枢·刺节真邪》说得更明白：“下有渐洳，上生苇蒲，此所以知形气之多少也。”从苇蒲的生长情况可以推断苇蒲下面的湿地大小以及肥瘠情况。《灵枢·外揣》还以形与影、响与声的因果关系为例，提出了“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的认识方法。医学家将这些方法引入医学领域，通过体外的表征来把握人体内部的变化规律。就是对活着的人体进行整体的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规律，这就是“司外揣内”的方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的“以表知里”方法，与此意义相同。《黄帝内经》中关于“藏象”的含义，张介宾诠释得最为畅晓：“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黄帝内经》的藏象学说正是运用了“司外揣内”“以表知里”的意象思维方法，研究“象”和“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把握生命活动规律。

“司外揣内”方法是建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实际是意象思维的具体运用。现代控制论的“黑箱”方法与此类同。由于此法没有肢解对象，干扰破坏对象固有的各种联系，因此，“失真”较少，可获得许多用还原分析方法所无法获得的信息，并从总体上把握对象之间的错综联系和变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援物比类也是医家常用的认知方法。例如：《灵枢·五变》用匠人以刀斧砍削树木作比类，说明为什么“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这个类比，从刀斧砍削树木其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树木本身质地的差异，推论出外来病因相同，而发病情况不同的原因在于机体本身体质的差异。《灵枢·逆顺》以兵法类比针刺治法：“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打仗和针刺治病都是对立双方进行较量，两者有相似之点，故可将两者进行类比。作战时如果敌人士气锐盛，阵容严整，则不可轻易冒进迎击；治病时，当病人呈现大热、大汗之时，病邪及病势正旺盛，不可施针，必待其衰退方可刺之。

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意象思维是中医学理论产生和丰富的哲学源头，中医学善于从意象思维出发，把一些看起来很不相同的事物或现象通过“援物取象比类”，把握其中的规律；意象思维具备原创优势，是提出和发现问题的思维，对于中医学自主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并促进东西方各有所长的思维模式的有效共融及优势互补。

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不同形态的科学。肇始于数千年中华文化沃土的中医学，用“天地人三才一体”的综合整体系统的思想，从天地人交互影响的大视野下，去探究生命活动的规律，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用生生不息的变易之道，诠释生命处于永恒的变动状态，彰显出生命的活力；中医学的发展也必须“唯变所适”，与时偕进，不断创新变革，才能生生不息。从“崇中尚和”的中和思想出发，证明了和谐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人体与内外环境的和谐是健康长寿的保障。中国传统思维中占主流地位的意象思维，着重从自然整体层面及功能现象来探究事物的本质，通过“援物取象比类”，探索生命的演化规律；其与西方传统以实体为主的认识论形成对称互补的关系，若能真正做到东西方思维方式互鉴互用，必将焕发出新的活力。（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