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08月03 现代医学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医学的进步的确在保障和改善人类健康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理性看待医学的进步，客观评估医学技术发展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对医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引导医学的走向可能具有重要价值。健康文化具有更加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健康文化引导健康行为，健康行为促进心身健康。众多证据表明，不良生活行为方式是当今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面对此种困境，单靠现行的防治模式和医疗技术很难有所突破，而应针对行为危险因素采取综合干预措施，既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又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科学上的有限和未知，更加注定了医学的局限。医学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还很有限，我们不能盲目相信医学的“无所不能”，更不能太高估了医学的能耐，对医学或医生的要求不能超越科学的限度，医学也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奇。所以，医学还没能力为病痛托底。

作者：中华行为医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济宁医学院教授 杨志寅

医史片段及抗生素的功过变迁

二十世纪之前，科学技术发展缓慢，医学缺乏成熟的知识、技术和资源，医生多是凭借有限的经验和药物进行诊疗，能力非常有限，对很多疾病束手无策。那时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是急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霍乱、结核等。在没有静脉补液的条件之前，急性胃肠炎伴脱水就有可能使人丧命，更别说一些较为严重的疾病。

1928年英国医生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了一种抗生素，即青霉素。此后，各类抗生素被陆续发现，对控制细菌感染及预防某些疾病的传播、流行起到积极作用，也极大地降低了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随着抗生素在临床的广泛应用（或滥用），其不良反应（如变应性休克、肝肾毒性、耳毒性、诱导耐药菌株的产生以及院内感染等）逐渐显露。科学家发现，抗生素在杀伤致病菌的同时，对人体有益的菌群也会造成破坏，而被破坏的有益菌可能无法进行恢复，导致传染病易感性增加。滥用抗生素致使许多致病细菌变异为多药耐药性细菌（即“超级细菌”）。 耐药性，又称抗药性，是指病菌对抗生素的杀灭、抑制作用产生抗体，使抗生素的功效显著下降，甚或消失。当耐药菌的变异速度超过抗生素的研发速度时，可能会使人类在一段时间里无特效抗生素可用。

2012年英国医学家称，在短短不到5年的时间里，英国耐药菌感染已增加了30%，发现了“杀不死的大肠杆菌”等“超级细菌”。2011年7月，德国联邦公众传染病预防与监控主管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宣布，在德国和荷兰此前突发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中，两个月内死亡的27例患者，都是被“超级细菌”夺去了性命。

从抗生素问世到现在，有关预言也随之变化：20世纪70年代曾有医学家预言，人类将能完全消灭对其有害的病原菌，而现在就有人认为抗生素的黄金时代即将终结，甚至百年左右，抗生素将可能被“超级细菌”击溃。

抗生素功过变迁的现象再次告诫我们：凡事皆有度，事盛则衰，物极必反，这是客观规律。正如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世间万物皆有度，无度胜事亦苦海。”

理性看待医学的进步，客观评估医疗技术发展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和难得的机遇。抗生素、激素的问世，X线、B超、CT、核磁、内镜等各种实验室检测仪器的应用，机器人手术、3D打印技术等高端诊疗设备的发明，都为疾病的诊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让现代诊疗技术如虎添翼，让医学在许多疾病面前显得有所作为。然而，从辩证的角度看，任何先进的技术、设备都不是万能的，总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如有些高端的诊断技术对疾病的定位比较准确，但对疾病的定性却无能无力；现代医学可以解剖人体的细微结构，但任何先进的手术也解剖不了人的心灵；脑科学可以揭示人脑的很多功能，但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制造人的思想；各种免疫制剂可以使人避免某种病源的感染，但任何强大的免疫制剂都不能抵制心理行为因素对人体的干扰；威力强大的药物可以使多种病菌屈服，但它无法替代安慰心灵给机体带来的修复与安宁。仪器只能测试人的生理疾病过程，但很难测试人的心理、精神状态。而人类的许多疾病实际上又都与心理、行为、精神等因素密切相关。科学上的有限和未知，注定了医学的局限。这种局限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不断精进的医疗技术看似比过去有了较大进步，但相对于人体复杂的程度以及不少疑难杂症来说，医学对生命与健康的认知还很有限，目前医学与科学的水平尚未认识到所有疾病的规律，有的疾病看似明确或没有争议，然而没过多久可能就出现颠覆性变化。笔者认为，这应是客观规律，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服务于实践，但永远都落后于实践。要知道医生探索的是人体的奥秘，机体像个黑洞，而不少疾病在这个黑洞中又充满很多变数，这就给医学研究增添了更多未知，如最常见的感冒目前尚无特效药物；体内小小的病毒还无法消灭，别说喜、怒、忧、思、悲、恐、惊以及百病生于气的致病机制了。还有被气、被骗后突然死亡或生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尽管有多种解释，但确切的机制是什么谁能说清？

笔者曾认为，医学技术进步如此之快，将来还有不能治的病？然而，现实状况并非如此，特别是在临床一线摸爬滚打十几年之后，才真正悟清“三年的大医生，十年的小医生”的深刻含义，随着临床经验逐渐丰富，反而更加小心翼翼，方知医学对人体和疾病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如双胞胎或多胞胎的自然分娩，多是体重最小者先出生，而体重最大者后出生，这一看似简单的自然排列，显示了人体多么强大的功能，从大小识别、到调整出生的先后顺序，再到逐渐扩大产道，为尽量缩短产程等都提供了保护机制。

人们对医学或医生的要求不能超越科学的限度。正如2016年11月13日，白岩松在央视新闻周刊中曾说：“我一直弄不明白一件事，医患关系真恶化的话，究竟是医生倒霉还是我们呢？谁假如一辈子都可以不做病人，那就继续妖魔化医生，如果我们对医生的苛刻超过了医学作为科学所能承载的范畴的时候，医生就不敢再冒任何风险去抢救任何病人了，一切都安全第一，那将是我们生命历程中最大的不安全。”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医学并不万能，尽管当今科技发展迅猛，不少高端的诊治措施应用于临床，但恐怕在较长时间内（可能是永远），临床上还是有很多病是不能治愈的。人不可能长生不老、长生不死，生、老、病、死乃客观规律，也是生命的必然过程，凡人概莫能外。医学不能治愈所有疾病，医学不能治愈每一个病人。医学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还很有限，而我们更不能盲目相信医学的“无所不能”。所以，对一些现在难以治愈的绝症，过度的救治措施或长时间应用生命维持系统，似乎成为“折腾”。重点转移到“照料、安慰、关怀”上可能更人性化。李叔同曾提出：“小病求生，大病求死”。“小病”，是指可治之病；“大病”是指绝症，或是导致生命质量十分低下的疾病的晚期。所以，医学无法为疾病托底，无法为痛苦托底。目前医学还没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