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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门诊中,很多患者会问,“大夫,贫血是不是气血不足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贫血和气血不足是两个不同体系的概念。我们日常所说的气血不足是中医概念,泛指脏腑之气或血液不足以及气血的濡养功能减退,不能濡养脏腑、肌肉、经脉的一种病理现象;而贫血是西医的症候群表现。气血不足的人并不一定会贫血,但贫血的人必然存在气血不足的情况。气血不足和贫血不能完全等同,需要区别对待。 从中医角度讲,女子为阴柔之体,“以血为用”。在女人一生中,从幼年、中年再到晚年,要经历经、带、胎、产一系列生理过程,这些全都需要“血”。女性贫血,多是由于体内缺铁引起血红蛋白合成减少所致。贫血对女性的伤害更大。1.贫血会出现肤色萎黄长斑、黏膜苍白、食欲减退、精神疲惫、胸闷气短、头晕头痛、心慌耳鸣等,由于长期缺氧还容易引起各器官功能受损,导致学习、工作、生活质量严重下降。2.长期贫血会造成贫血性心脏病、内分泌失调、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导致卵巢功能减退而出现早衰现象。3.长期贫血会降低女性免疫功能,从而继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肿瘤。 对于轻微的缺铁性贫血,可通过日常生活调养纠正,具体方法是:家中炒菜做饭尽量用铁锅;合理增加瘦肉、肝脏等食物,猪血、鸡鸭血等动物血制品也可适量多吃一些;主食可适当增加粗面粉制品,其含铁量比大米要高;红枣、桂圆、香菇、木耳、黑芝麻、黑豆等红色、黑色食物含铁量高,是药食同源的补血上品,最好和肉、鱼、鸡、肝等搭配着吃,提高铁吸收率;纠正不良的饮食习惯,如偏食、过分节食减肥等。 对于中重度贫血,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辨证治疗。临床上,中医将女性缺铁性贫血分为以下四种证型,应针对性调理。 气血亏虚型。表现为面色无华或萎黄、神疲乏力、头晕目眩、心悸失眠、唇甲色淡、手足发麻、月经量少或经期推后,常见于久病、失血及妇女产后或月经过多者,治宜益气养血、健脾养肝。中药方剂可选四物汤合当归补血汤加味,常用药物有黄芪、当归、熟地黄、白芍、制首乌、枸杞、川芎、白术、炙甘草等,常用中成药有四物颗粒、当归补血丸、归脾丸等。 脾胃虚弱型。这一类型女性平素体质弱,常常表现为面色萎黄、口唇色淡、爪甲(手指甲和脚趾甲)无华、腹胀、大便稀溏,多见于合并慢性胃肠病患者,治宜健脾和胃、益气养血。可选香砂养胃丸合当归补血汤加减,常用药物有党参、黄芪、茯苓、当归、白术、陈皮、半夏、木香、砂仁、炙甘草等,中成药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四君子丸、人参健脾丸等。 脾肾阳虚型。表现为面色萎黄或发白、畏寒肢冷、唇甲色淡、虚胖浮肿、腰膝冷痛、大便溏泄或五更泄泻、小便清长、舌淡胖或有齿痕,多见于久病者,治宜益气健脾、温阳补肾。可选实脾饮合四神丸加减,常用药物有黄芪、茯苓、菟丝子、鹿角胶、白术、大腹皮、厚朴、补骨脂、当归、木瓜、肉桂、炙甘草等,中成药有金匮肾气丸、右归丸、四神丸等。 肝肾阴虚型。此类女性常见唇甲色淡、头晕耳鸣、眼睛干涩、面部烘热、咽干舌燥、胁肋隐痛、五心烦热、潮热盗汗等,多见于久病及中老年女性,治宜滋养肝肾、养血清热。可选杞菊地黄汤、四物汤、二至丸化裁,常用药物有熟地、当归、白芍、女贞子、旱莲草、山茱萸、山药、枸杞、牡丹皮、茯苓、炙甘草等,中成药有杞菊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大补阴丸、左归丸等。...

中医补血,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治“贫血”,这狭义了中医的补血概念在先,低看了中医在后。 即便是顶级补血药阿胶、熟地,也不如西医输血效果快,但无论是中医,还是中医托生的中国哲学,都不屑于后者,这一点,已经被孔子写进了《论语》:“君子不器”。 “器”字中间是个“犬”字,《说文解字》对“器”的解释是:“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能被狗看护住的东西,材质再高贵,也是可以被拘泥住的,有明显的局限性,无论于哲学还是医学,都不是最高境界,从孔子对“器”的否定,到中医补血的内涵,显示出的是中国人和中医的思维优势。 西医诊断“贫血”,就看化验单上的红细胞、血色素,低过一定数值就可诊断,标准清楚、客观。中医对血虚的判断,靠医生主观辨证和病人自身感受:面色萎黄或者恍白,手脚冰凉,头发枯黄,容易疲劳,头昏失眠心慌等,诊断依据模糊、主观,后者是中医被指不科学的原因之一。 晚近,像韩启德院士这样量级的科学资深人士不断发声:托生于科学的医学,面对人类的健康,只有8%的贡献而已,而很多奇迹,恰恰发生在科学不及之处。 去年年底,美国血液学会将“欧尼斯特·博特勒”奖,颁发给前卫生部长陈竺院士,表彰他用“三氧化二砷”将一种白血病基本“治愈”。事实上,“三氧化二砷”,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被中医用来治疗食道癌,那时候,它的名字还叫“砒霜”。 那个食道癌病人吃的药,是当地一位中医的方子,“砒霜”是重要一味,服药后,不仅能喝水,一顿还能吃两个馒头,检查也发现,他的癌肿萎缩,食道不再堵塞……后来,砒霜改为“713”针剂,更广泛地用于治疗癌症。只可惜,那时的“砒霜”因为没被科学认识而错过医学殿堂,不知道有多少白血病人,也就因此,错过了生机。 这样的问题同样出现在中医的“血”与西医的“血”的区别上:一个被中医辨证为“血虚”的人,可能并不“贫血”,这种人在西医无需治疗,因为没病;也无法治疗,因为没药。但在中医看来,他们急需用气血双补之剂扶助,明代张景岳的“两仪膏”就是典范,只有两味药:人参和熟地,但从两个层面体现了“君子不器”的中国文化主旨: 从技术层面看,补血的熟地与补气药的人参,各占一半,宛然一幅“阴阳图”:借补气药之力,点化补血之品而成“气”,这个“气”既包括血管中的血,更包括身体的用血能力,血因为有了“气”的统帅才成了可以为身体所用的活血。 从宏观层面看,中医血虚辨证中主观而模糊的感觉,往往先于清晰而客观的指标变化之前出现,换句话说,中医在人成为病人之前,就开始接手了,开始防范了,中医接手之处,也正是科学不及之处。 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把中医的补血等同于西医的治“贫血”,至少违背了“君子不器”的古训,试想,用有形、有限之“器”,代替无形、无限之“气”,这于后者,是多大的委屈!对此,即便在西方哲学家眼里,想必也是看不过去的,比如尼采,他有一句名言:“生命僵死之处,必有法则堆积”。...